“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了。文教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火点，也是劫难深重的灾区。上海师范学院在这场内乱中更是上海市高等学校中的重灾区，不仅各项事业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陷于停顿、混乱和瘫痪状态，而且在1972年被迫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蒙受建制撤销的厄运。广大教职员工，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高压政策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1978年，幸得复校。
第一节 动乱的校园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自1963年年底开始，上海师范学院大批师生奉命参加市郊“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学校教学工作受到冲击。1965年11月，江青阴谋策划、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一文出笼，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至1966年初，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
1966年1月，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思想战线的这场大辩论。不久，市委教育卫生部印发了《海瑞罢官》的参考资料，并指出：“这是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新发展。”3月，下达教卫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划，要求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重点批判，进行“夺权斗争”。4月，教卫部要求高校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心任务”。因此，师院党委作出如下决定：(1)参加市郊“四清”运动工作队的四年级、三年级学生，分别于四五月返校，投入“文化大革命”；(2)文科停授有些课程，改搞“批判”；(3)改组“文科革命领导组”，下设“办公室”；(4)建立“写作战斗小组”，“批判”某些教师的“错误观点”。于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在校园内燃烧了。
5月下旬，市委向高校党委传达《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之后，师院党委在月底召开声势浩大的全校师生声讨北京“三家村”大会，揭发所谓“黑帮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且号召师生联系学校实际，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迅即席卷全院。大字报铺天盖地，半月内贴出27800余张，被点名的党内外人员达685名，占教职员工总数1288人的53%。
为了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7月份党委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随后，又成立包括市委联络员在内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不久，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精神，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发动干部揭发党委所谓“存在的问题”，造成党委内部矛盾和干部之间的不和与对立。
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前后，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成立组织。他们在极左思潮支配下，把矛头主要指向大批党政干部，全院不时可见侵犯人身的批斗、游街和强迫劳动，有些人趁机搞打、砸、抢，并非法抓人、关人、打人和抄家。10月，经过分化组合而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红卫兵、造反队组织。中旬，市委下达关于大专学校党委停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的错误决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歪风大作。下旬，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罢官”风，从政治辅导员到党委书记，从班主任到院长，纷纷被“打倒”。从此，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1967年1月“全面夺权”的狂暴行动中，红卫兵组织与工人造反派一起宣布“接管”师院党政财文大权。从1967年三四月起，师院两大派围绕着“夺权”展开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五六月间，发展成白热化，不仅互相用高音喇叭指责对方，而且冲击对方组织机构。七八月间，在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下，各方占据大楼，修筑工事，武斗逐步升级。
1967年9月，军训团(后改为军宣队)进驻师院，要对立的两大派凑合着搞“大联合”。9月18日成立“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但由于缺乏大联合的思想基础，两大派仍旧各行其是，“大联合”徒有虚名，它们分别成立“审干”和“清队”的指挥中心。11月中旬，市革会召开“清理阶级队伍”会议之后，两大派的“清队”组织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对老院长进行批斗，对党委书记、常委诬陷种种莫须有罪名，进行隔离、毒打，对一批干部和教师进一步摧残。之后，围绕上海师范学院革委会的成立，两大派继续进行激烈的明争暗斗。1968年1月，军宣队再度进驻，仓促拼凑班底，在1月25日成立上海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院革会成立后，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在7个月中，被隔离“审查”的人员达399人，被打入“劳改队”的有220人。
1968年8月，市革会指派由14个单位组成的996人参加的工宣队进驻师院，队员人数之多居全市高校之首。工宣队接管权力之后，秉承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关于师院问题”的旨意行事，说什么“师院情况特别复杂，资产阶级势力顽固，群众组织后面一定有坏人、反革命”，“师院要特别注意两次‘炮打’问题。”因此，工宣队立即以“清队”为名，搞“捅马烽窝”、“抓黑手马蜂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78名干部、教师、职工进行非法抄家。嗣后，又有204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对几位党委负责人，进行轮番“批、斗”，长期不予“解放”。与此同时，“审查”参与1967年和1968年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为了搜集“炮打”材料，师院工宣队搞了一次轰动全市的“九?四”行动，对2500多名干部和师生的住处与宿舍进行突击查抄。这一非法行动，立即得到张春桥、徐景贤、王秀珍一伙的“充分肯定”，并推广于其他高校，从而演出“九?五”、“九?六”等闹剧。
1970年初又开展了“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遭受迫害的人员达165人(其中学生为90人)。1971年4月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迫害的同志再次受到“批斗”，有17名遭到“重点审查”。
在5校合并期间，“四人帮”及其党羽以此作为他们推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窗口”和“样板”，在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批投降派”、“批孔反复辟”、“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政治浪潮冲击下，更加处于动乱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含5校合并期间)，上海师院的干部和师生，蒙受各种迫害和处理的人数达1066名。在合并以前遭到直接迫害的人数有605名（其中“清队”中有423人，“一打三反”中有165人，“清查‘五?一六’”中有17人)。33名处级以上干部，无一幸免。47名正副教授中，“关牛棚”和“监督劳动”的占42人。受“文革”冲击而非正常死亡的有21人。党委常委、副院长吴从云，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唐淑平，党委委员、外语系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杨代蓉，保卫部副部长王建民等，均被残酷迫害致死。
1969年7月开始，师院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由工、军、革负责人组成“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以“吐故纳新”为指导思想，对学校在“文革”以前党的建设工作给以全盘否定，对知识分子党员队伍给以种种非议。经过“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以及“斗私批修”等阶段，分期恢复党员组织生活和逐步建立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于1971年8月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使瘫痪几年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但这次整党建党工作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有的同志因受诬陷而没有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夏天，工、军、革为了“加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在江苏省大丰县隆丰草原办起了“五?七”干校，并校后迁到市郊奉贤县，1977年年底撤销，历时八载。分期分批去干校劳动的干部和教师，用自己的双手建造宿舍和食堂，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和蔬菜，开河挖渠，养牛养猪。先后去干校体力劳动的干部教职员占全体的绝大多数。
第二节 “两个估计”带来的灾难
“四人帮”在1971年4月到7月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抛出反动的“两个估计”，其内容为：“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17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出笼之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不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利用他们窃据的宣传文教大权强制推行，学校、工、军革全力贯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他们诬蔑师院12年来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而对过去的成绩应全盘否定。但事实是建校12年来，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了为上海基础教育服务的方针，坚持了培养又红又专师资的目标。12年中为教育战线输送了1万多名毕业生，成绩卓著，有目共睹。
他们诬蔑师院校党总支和党委的大权掌握在“叛徒、特务、走资派”手里，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因而要靠边，要夺权。但事实是从1955年3月建立校党总支，尔后建立校党委，到1966年“文革”前，历届校党总支和校党委成员40多人中，没有一个是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恰恰相反，而是党的一批好的和较好的干部。
他们诬蔑大学讲台长期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霸占。他们所谓的依据是指这些学有专长的教师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要批判，要赶下台。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科学地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照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红了。”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部分，耕耘在社会主义上海师院里的教师，就是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
他们诬蔑师院培养的学生是修正主义苗子，因而不可靠。但事实并非如此，从1956年到1965年10届毕业生共有12643名(其中专科毕业生7288名，本科毕业生5355名），他们中的大多数分配在上海市各中等学校，为上海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在当时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获得荣誉称号。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根据《纪要》全盘否定师院12年来的成就的同时，根据《纪要》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文革”开始之后，教育事业处于停顿瘫痪状态，师范院校招生工作中断，到1970年左右，上海中小学教师来源枯竭，缺口达2万余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上海师院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9月，分别举办试点班和培训班。
上海师院是1970年9月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纪要》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根本办法是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个“左”的规定把文化考核当作修正主义货色给废除了，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的知识青年全被排斥在外。当时3个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员68人，9个学科的培训班招收工农兵学员2070人。试点班(后来改普通班)和培训班这两种形式师院只招收一届，在1972年5校合并之后继续招收，1977年准备分校时各校恢复正式招生后停止。
在招收工农兵学员进入上海师院学习的前后，还组成教育革命实践小分队，分赴市区、郊区、部队、机场等地方和单位，协助有关单位举办各种学习班、“红师班”。从1969年4月到1970年6月就向1500多名工农兵学员送上文化科学知识。
试点班的教学计划，仅就中文试点班而言，是这样规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较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斗本领，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能胜任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专多能’的普通劳动者”。学制二年。撤销班级，设置连队。每年教学、劳动、假期的教育时间分配比例是:8∶3∶1。8个月教学时间的安排是: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占30%，业务课占62%，军体课占8%。业务课的课程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课(4学期)，毛主席诗文选课(3学期)，革命文选及写作课(4学期)，文学遗产批判继承课(2学期)。教材以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教学中心内容是阶级斗争。教学方式则以社会为“工厂”，实行开门办学，根据所去工厂或农村的战斗任务组织教学，以“战役”命名各个教育阶段。由于这样的教育教学计划，必然造成工农兵学员参加政治运动时间多，体力劳动时间多，专业学习时间少。这显然是不符合教学规律的。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被“四人帮”誉为“人类教育史上的新起点”、“是摧毁旧的教育体制、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实践的回答是否定的。工农兵学员的“上、管、改”，使教师置于“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的地位，一旦对工农兵学员严格要求，也会被套上所谓“智育第一”的帽子而受到批判，弄得教师们惶惶不安。而工农兵学员由于受“四人帮”塑造的“白卷英雄”所蛊惑，努力学习专业被视为“白专”道路，所以，专业学习不多，吸收文化科学知识单薄。为了弥补工农兵学员文化科学知识的缺陷，八十年代前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补偿教育。另外，当时作为“掺沙子”的工人讲师团徒有虚名，不起讲师作用。由此可见，“四人帮”所谓的“人类教育史上新起点”的“教育革命”是摧残破坏了教育，贻误坑害了青年。
“四人帮”为了把高等学校作为其篡党夺权的工具，还在《纪要》中规定了“高等学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措施，我校深受其害。1971年底，市革会决定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合并，定名为“上海师范大学”，总部设在原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内。并校工作自1972年3月开始，5月完成，原上海师范学院院部机关和7个系及其教学仪器设备搬到总部。外语系、文艺系、体育系以及后来搬回来的中文系等在原师院校址，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分部”。上海师范学院遭到建制撤销的厄运。
这次强行并校，对上海教育事业造成很大祸害。首先，搞乱了上海高校原来合理的体制与分工。“文革”前的华东师范大学是部属大学，担负培养华东地区师资和研究生任务；上海师范学院主要为上海地区中等学校提供合格师资；上海体育学院属国家体委领导，为全国提供体育师资、教练、体育工作者；上海教育学院，担负上海中等学校师资轮训、进修和培养部分中学师资的任务。各校体制健全，分工明确。但强行并校之后，上海体育学院与上海师范学院体育系合并成一个体育系，上海教育学院缩小为中等教育研究组，华东师范大学改变成市属单位。这样，原来的体制被“打乱”，原来的分工被取消，搞成一个不合理的体制。其次，造成了上海中等学校急需师资得不到补充。“文革”开始到1971年的5年间师范院校停止招生，而并校之后的普通班招生人数每年约1500—1800人，只及“文革”前5校招生数的一半左右，而且质量大大下降。由于上述原因和教育事业的滞后效应，中等学校急需师资得不到补充，缺口很大，造成中等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第三，造成财力、物力、人力的极大浪费。仅就上海师范学院而言，近10万平方米的教学和其他用房，可供10个专业学科使用，而并校后，很多闲置不用，整幢化学楼除一楼东首作为化工厂厂址外，其余都锁着不用。上海高校4大图书馆之一的师院图书馆，并校后读者寥寥无几。学生宿舍可容纳6000个床位，并校后只用2000个床位，房屋家具由于年久失修，缺乏管理，因而损坏严重，有的房间发霉腐烂。总值180万元的理科仪器设备，1978年搬回师院时只剩50万元的价值设备，损失大半。原来的金工厂，许多设备生锈成为废品。操场荒芜，竹篱笆围墙多处倒毁，学院成为附近农民的放牧地。往日美丽的校园，一片凋蔽，令人触目惊心。
第三节 在逆境中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师院的广大教职员工，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尽管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背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剥夺了从事正当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的权利。但是，他们坚信社会必然向前发展邪恶势力必然灭亡的真理，在挫折中经受考验，在逆境中顽强奋斗，利用各种机会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首先，参与各类办班活动。在毛泽东同志“大学还是要办的”号召下，上海师范学院(包括5校合并后)办起各类由工农兵学员组成的学习班。在办班过程中，原有教师和干部虽然无法居于组织领导地位，却处于参与地位，而在参与活动中往往起到骨干作用。办班活动主要有3类，即派遣教育革命实践队举办的学习班，学院内部举办的培训班和普通班。
教育革命实践队举办的学习班主要有：
横沙岛“八?；二六大学”。这所“大学”是在1969年9月开始，协同当地公社举办的，它由上海师院组成的文科教育革命实践队负责。第一期招收学员31名，于1971年1月结束。第二期于1971年2月招收学员32名，于1971年7月结束。完成学习任务的学员主要分配在岛内任中小学教师。
上海民航站业余英语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在虹桥机场举办的，由外语系教革队负责。从1969年10月起先后举办4个业余英语学习班，学员共57人，其中候机室的15名学员通过15个月的220学时的教学和自学，初步能用英语处理日常事务。
佘山公社五?七农校。这所农校是在1969年8月开始，由生物系教育革命实践队帮助公社举办的。第一期有学员41名，第二期有学员38名，通过学习，基本上能制造“5406”植物生长激素，为公社培养了一批懂得一些农业科学的好社员。这支教育革命实践队，还采集中草药送给患病的贫下中农，博得好评。
上海第三机床厂“七?二一大学”。这所“大学”是1970年8月开始，由数学系教革队协同厂方举办的。它为工厂的职工提高了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
举办的培训班和普通班主要有：
“九二○”农药制造培训班。生物系教师和干部从1969年开始，为大陆除西藏和青海以外的省市举办7期共700多名学员的制造农药“九二○”培训班，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各种专业的培训班。1971年秋，设立“工基”、“农基”、“革命文艺”、数学、外语、中文、体育、政治、历史9个专业培训班，学制一年，共招收学员2070人。在1972年6月结业，分配于中学。这使师资十分缺乏的矛盾稍得缓解，为上海教育事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在并校以后，举办的培训班基本上都有原上海师范学院的教师或干部参与活动。各种专业的普通班。1970年12月开始，设立中文、外语、物理3个试点班，学制二年，招收工农兵学员68名。并校之后，试点班发展为普通班，学制三年，规模日益扩大，专业门类日益增多。这些工作的开展是与原师院教师和干部的参与分不开的。
其次，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五?七”指示中规定的学校教学方针。
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中，在“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理科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的“教育革命”中，“以学为主”的教育方针是很难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教师利用举办学习班、培训班和普通班的机会，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为工农兵学员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教师在原来教材一律受到批判的情况下，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工农兵学员实际水平，编写新教材。这些教材，尽管存在着许多毛病，但在当时无书可用的时期里，对进行教学还是起着积极作用的。生物系教师编写了棉花教材，三麦教材，玉米教材；外语系教师编写了第一、第二两册英语教材；数学系教师编写了高等数学教材；政史系教师编写了小学历史常识课本；体育系教师编写了军体教材等等。
并校以后所编的新教材，这里不再列举。
为了使工农兵学员能较好地接受文化科学知识，教师采用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1)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由于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没有进行文化程度的考核，生源文化水准参差不齐，教师们对此进行摸底，把文化水准较低的工农兵学员给以特殊照顾，补上必需的文化课程，努力使他们能够跟上一般进度，对横沙岛“八?二六大学”的几位脱盲学员，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文化水准较高的工农兵学员，则提出较高要求，使他们学得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2)送教上门。这种教学方法是教师主动把教学内容送给工农兵学员，如外语系在虹桥机场教革队的教师，深入学员的工作地点及宿舍，不论什么时间，见缝插针地进行教学，使学员较快掌握英语知识。(3)互教互学。这种教学方法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对操作实践课更为适宜。如外语口语训练，教师出就题组后，让学员互教互学，它既能促进学员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员的学习成绩。
其三，进行科研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处于“臭老九”的挨批地位，尽管环境如此险恶，但有些教师仍然冒着风险担负起科研职责。他们埋头于斗室，奔走于工厂和农村，取得一些可喜成果。
标校“宋史”-1971年，根据国务院布置，我校建立了二十四史标点组，承担“宋史”的标校任务。此项任务在并校期间仍旧进行。
温汤杀菌法-1970年左右，生物系教师发现了“九二○”土法生产过程中的温汤杀菌法，它能提高“九二○”的产量，后经上海市“九二○”协作组鉴定，并推广应用。
菌种防退培养基-1970年左右，生物系教师发现了防止“5406”菌种退化培养基，它使“5406”菌种严重退化得到防止，并且促使“5406”菌种发育快、孢子多、露株旺、色素红。
良种培育试验-1970年左右，生物系教师进行了“小将二棱大麦”的良种培育试验，这种良种有矮杆、直立、耐肥、抗倒、早熟等优点。
在5校合并期间，物理系、化学系的一些教师，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进展，如“催化电子理论在光合作用中的应用”，“DJS112型电子计算机”、“场致发光屏”、“镉离子选择电极的研制和应用”以及与其它单位合作的“氯碱工业高氧超阳极涂层”等。其中“场致发光屏”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其四，完成基建任务。在基建后勤方面，由于上级只拨教育维持费，因此经费大减，如1971年只拨款136.61万元，比1960年的397.13万元减少260.52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全体教职员工本着“修旧利废”、“增产节约”的原则，艰苦地经营基建后勤工作。
“文化大革命”前期，上海师院东西部的竹篱笆围墙被破坏得千孔百疮，学校安全受到威胁，物资流失很多。为了防止这些现象的再度发生，决定改建围墙。这项任务从1972年开始，首先改建西部围墙，用大砌块替代小竹，经过4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东部围墙的改建工作，在1976年动工，1982年竣工。这样，使558.6亩土地上的上海师范学院形成了完整的整体。
在1974年，西部开始建造教工第十二宿舍，于1976年竣工。建筑面积共1666平方米，每套2间，共40套。对缓解教职员工居住困难起到一定作用。
为了适应工农兵学员的教学需要，1971年开始，建造了焦磷酸钾化工厂、电子元件厂以及微生物工厂。
其五，支援西藏教育事业。上海师范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前，根据上级要求，曾经从毕业生分配中抽出部分学生分配给新疆、内蒙、宁夏、云南等边疆地区。“文革”期间，除仍有毕业学生分配到边疆地区以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部分教师支援西藏，在五校合并后的1974年、1976年、1978年有3批文理各学科教师去西藏，为西藏高等教育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六，保护珍贵图书。我校图书馆珍藏着相当数量珍本和善本，在5校合并期间，曾有人要抽调，图书馆广大职工予以坚决抵制，才得以保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震惊了全校师生，在哀乐声中，人人忧心忡忡，个个悲痛不已。“四人帮”借假中央名义，发出通知，阻止各地开展悼念活动。但全体师生员工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觉行动起来，设灵堂、佩黑纱、戴白花，举行悼念活动。在全校师生强烈要求下，15日才举行全校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校师生悲痛万分，举行7天吊唁仪式，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悼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记载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1976年10月6日，一个伟大的壮举在我国首都北京发生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四人帮”，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从此结束，深受磨难的广大群众从此杨眉吐气。春回大地，万物更新，人们的活力和热情蓬勃奔放。学校里活跃了！沸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