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创办刚满两年的上海第一、第二师范学院，合并成为上海师范学院。她是一所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师范学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她迅速发展为当时新建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地方性高等学校。从成立的那天起，她就肩负重任，开始了曲折前进的历程。
第一节 规模最大的上海地方性高校
1958年6月12日，宣布两院合并的决定。两院合并的直接原因是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部分高校下放，华东师范大学将划归上海市，该校每年将有三分之二的毕业生分配在上海，因此上海没有必要并存3所高师（1959年5月，华东师大成为全国重点大学，原方案没有实现）。同时，两院合并后文理一校更为完整，党政领导得到加强，干部配备更为齐全，还可腾出一所校舍移作他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8年7月22日，上海师范学院正式宣告成立。陈琳瑚代表市委和市府在成立会上宣布了院党委、院行政负责人名单：陈云涛为中共上海师范学院委员会书记，王亚朴、郝达为副书记，廖世承为院长，王亚朴、沈德滋为副院长，王其元、宋兰舟、王振东为院长助理。同时，还宣布成立两院统一调整委员会，下设事业规划、组织、图书仪器、基建总务等组，开展筹备工作。
两院统一调整委员会讨论制订了《上海师范学院1958-1962年事业规划（草案）》，规划提出，上海师院在校学生最大规模为6000人，连同教职员工总数为7500人。规划拟在5年内完成下列任务：(1)培养10250名本专科毕业生，担任初高中教师；(2)开办短期速成师资训练班，逐步发展成为一年制师资速成学校或二年制师专，5年内培养2500名教师；(3)利用寒暑假协助各区举办中学各科教师进修班，5年内将不足师专毕业水平的中学教师提高到师专水平；(4)帮助西郊区、漕河泾工业区普及中学，并开办工业大学，分别将漕河泾的7500名工人提高到初中、高中、大学的程度；(5)二年后，师资全部自给，并支援外地新建学校。
为了实施上述5年规划，原与第二师院相邻的上海音乐学院旧址（占地164亩），经上级批准，划归上海师范学院，成为上海师院东部；原二师院为上海师院西部。校门设在桂林路10号。在东上沃塘港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东西部连成一片。全院总面积占地558.65亩。
1958年暑假，招收新生1574人，在校学生达4160人。1959年暑假，招收新生2448人，在校学生在达5935人。教师人数也随之增加。上海师院成为当时新建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地方性高校。
基本建设逐年扩展。至1966年，各类用房由75342平方米扩大到100083平方米，其中教学行政用房从38890平方米扩大到51494平方米。新建的主要建筑有：1959年的西部第六至第十学生宿舍、体操房、化工厂，1960年的西部办公大楼、东部文史楼（现第三教学大楼）、东部第四、五学生宿舍，1964年的球类馆，1965年的东部电机楼和机械楼，1966年的游泳池。
图书馆在师院成立时已启用了新馆（现期刊部），面积由原来的1397平方米扩大到4965平方米。两院合并时，经整理调拨尚存图书41.5万册。至1965年增加到74.93万册，基本适应了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上海师院建院几年间的发展达到如此规模和水平，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当时实属少有。
第二节 专业设置和组织机构的演变
上海师范学院为适应地方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师资，设置了相应的系科。建院初，设置了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6个系（各系均附设专修科）及地理、体育2个专修科，并设有马列主义、教育学与心理学、外语3个公共教研室。公共体育课由体育科的公共教研组承担。全院共有39个教研组。
根据市委、市府统一规划，在建院的同时，原一师院的外语系并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原二师院的地理系（本科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9年暑假，重设政教科（该科于1962年暑假停招新生，1963年7月老生毕业后再次停办）。1960年体育科改为体育系。1962年暑假，恢复外语系，地理科改为地理系。1963年地理系停办，未毕业的一届本科学生转入华东师大地理系继续学习。1965年暑假，历史系改为政史系，该系一年级新生试行半工半读学制。
1961年9月，上海工农师范大学和松江师范专科学校撤销后，两校未毕业的学生，转来师院有关系科继续学习。
1964年11月成立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经市委决定于1965年6月迁入我院。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对外单独挂牌，对内则实行由上海师范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的体制。半工半读师院由陈云涛兼任院长，卓萍任副院长，并增补为党委常委。
上海师院的附属单位有：附属中学（原一师院附中，1959年停办）、预科（1963年改为附属中学）、子弟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等。现师院附属中学，是一所党和行政属师院领导，教学业务由市教育局直接领导的市重点中学。
《上海师范学院1958-1962年事业跃进规则》指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从1958年开始，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各系实行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1960年2月4日，上海师院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委会。是年5月4日经市委批复，同意由陈云涛任书记，郝达任副书记。1962年11月10日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党委会，1963年2月1日经市委批复，同意正副书记人选不变。1965年5月，增补刘任之为党委副书记。上海师院的党员人数，1958年为348人，1965年增至533人。
1958年9月25日建立了上海师院院务委员会，委员57人。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确定了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由廖世承、陈云涛、王亚朴、郝达、沈德滋、王其元、宋兰舟、王振东、刘任之等9人组成，廖世承任主任委员，王亚朴为副主任委员。1961年10月制订的院务委员会工作计划中指出：“根据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的精神，在党委领导下，以教学为主，妥善处理教学工作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要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1962年9月，院务委员会委员增至62人，它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自从试行《高校六十条》之后，系的党组织明确为监督保证作用，系行政和系主任的作用得到增强。
在这期间，学院的行政负责人略有变动。王其元、王亚朴于1960年9月和1963年12月先后调离本校。1963年3月吴从云来院任副院长。1964年5月任命宋兰舟为副院长。1965年7月任命王振东为副院长。
上海师院成立时的行政组织，仍实行两级制。院部在正、副院长和院长助理领导下，分设14个科室，作为院行政的职能部门，直接为全体师生员工服务。1961年1月16日，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转发市委批复，同意我院设置处级单位。从此，我院行政机构由院、科（室）两级制改变为院、处、科三级制，使行政机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党委系统的机构，下属各系和院部机关成立党总支，专修科和直属教研室成立直属支部，党委机关设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保卫部和武装部。1964年5月，为了进一步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的工作经验，根据高教部的指示精神，成立了政治部，在党委领导下管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党委各部、委、室和马列主义教研室均隶属政治部。政治部还受党委委托，指导和管理共青团、工会工作。
上海师院专业设置的特点是适应中学教育的需要，为中学教育服务；上海师院组织机构的特点是人员精干，讲求实效。
第三节 探索自己的办学道路
1957年到1965年这个阶段，开始探索走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道路，经历了曲折前进的过程。1958年起，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
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大学等校时发表了“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等一系列讲话。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并提出培养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历史任务之一。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学校里掀起了教育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师院成立后仅一个月中，自办工厂（工场）13个，与校外挂钩的工厂43个，师生们为了响应中央提出的“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投入大炼钢铁运动。9月初，数学系师生炼出了“第一炉钢”，同时，下厂劳动的学生达920人。师生们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在校垦荒58亩，筹建了一个农场。并与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了长期劳动合同，确定长期去农村劳动的有中文、数学、生物3系学生93人。10月，全院有2000多名师生奔赴“七一”人民公社劳动，1900余名师生步行至南汇县下沙人民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后因校内炼钢任务紧迫，全体下乡师生又步行返校。此时，校内的“高炉”、“转炉”、“电炉”等已建立10多座。
学院在1958-1962年事业跃进规划中规定的总目标为：“大干五年，办好共产主义的上海师范学院”。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提出了“四亦”、“四化”和“四红”的具体目标。所谓“四亦”，是把培养目标概括为“亦工、亦农、亦兵、亦师”。所谓“四化”，是要求全院师生员工实现“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思想共产主义化”。所谓“四红”是要全院学生在体育方面达到劳卫制一级、劳卫制二级、等级运动员和普通射手的标准。
在教学领域中，为了实现跃进规划的总目标，提出“教育大革命”的教改方案。方案主要有6个方面：第一、学制改革。本科四年，三年学完基本课程，第四年进行教育实习、科学研究和上提高课。专修科仍为二年。第二、学期改革。由一学年二学期改为三学期。第三、教学计划改革。增加劳动课与政治课；有的系实行“单科独进”、“一条龙教学”，砍掉基础课；取消教学法，改为开讲座或并入专业课。第四、课程改革。课程大幅度变动，全校原有课程124门，取消68门，增加86门。第五、教学大纲与教材改革。大破大立，由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重新编写教学大纲与教材。第六、教学方法改革。师生互教互学，除课堂讲授外，还采取鸣放、辩论、报告、讲座、讨论、参观、访问、总结等方式。边劳动边教学，在生产劳动中实行教学、科研、文化革命和教育实习四个结合。这个方案实行两个月后，即发现劳动和突击体育活动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冲击太大，不符合“学习、生产、科研不可偏废”的精神。一学期后，即恢复了一学年两学期制，压缩学生劳动时间。这段时期，出发点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探索自己的办学道路，但由于业务工作指导思想不切实际和迫于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出现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夸大主观意志的倾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违背教学规律，削弱了基础理论教学，忽视了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上课和学习时间大量削减，劳动和体育活动、社会活动时间一再增加，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受到了影响。
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左”的偏向有所认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巩固、调整、提高”的方针。会议还指出：“全日制学校应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在党的领导和教学相长原则下，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校党组织应“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倾向。学校根据会议精神，开展了批评建议运动，就高师培养目标、教学改革、生产劳动、科学研究、政治思想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发动群众敞开思想，开动脑筋，大胆批评，积极建议。院务委员会根据群众的批评建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了关于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及安排生活等4个重要方案，作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依据。从此，以教学为主、学习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导作用，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等指导思想又建立起来了。学校重视科学研究，于1959年3月创办了《上海师范学院学报》。
但是，这一好的转机不久又被“反右倾”运动所冲击。1959年10月，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学校召开了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党委扩大会议，原计划开10天，结果延长到12月底。不少干部受到批判，其中有党委常委2人，党总支正副书记、党员正副系主任19人，正副科长5人，党总支委员和党支部书记19人。当时的7位常委中有2位在重点批判后被革职。此事直至1962年才得以甄别平反。
学院在“大办教育”的高潮中，在校学生从1958年的4160人猛增到1959年的5935人，达到建校以来在校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第四节 “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的贯彻
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共运风云突变，国内经济日益困难，西方国家对我封锁，师生中情绪不稳，信心不足。面对这一系列困难，学校领导一方面加强形势教育，使大家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另一方面利用本校农场，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并强调劳逸结合，尽量减少会议和社会活动，从各方面关心群众生活和健康。通过大量工作，师生员工中情绪比较稳定，信心得到增强。
对“大跃进”带来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会后，从中央到地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1958年以来出现的“左”的偏向。
1961年6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了讨论文教工作的会议。会议指出，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发展速度要放慢，要进行调整；学校的经验要总结，搞些章程出来。1961年7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提出要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上海作了相应的部署。
院党委根据上述精神，组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招生计划，压缩基建规模，落实各项政策，调动积极因素，制订规章条例，努力提高质量。如本专科招生人数1960年为1468人，1961年为821人，1962年为698人。又如在老教师中召开“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精神的“神仙会”，让知识分子敞开思想，心情舒畅，与党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又如组织调查组，总结中文系汉语教研组关于发挥教研组主任的作用，调动老教师的积极性以及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中文系三年级党支部关于克服学生党员社会活动和劳动过多，影响专业学习，明确学生党支部的任务在于保证学生学习任务完成的经验。
1963年，中央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偕同市高教局、教育局负责人，在师院召开了5次上海地区高等师范教育座谈会，分别就中学师资培养、高师培养目标、教学改革、教材教法以及提高师资质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调查研究，对师范教育的地位、作用以及培养目标加深了认识。师院也组织力量，起草调整工作条例，供教育部作参考。
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央批示指出：目前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2)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3)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院）长为首的校（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院）长、校（院）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4)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5)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61年10月，学院组织中层干部认真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和制订了院务委员会学期工作计划，全面贯彻落实《高校六十条》。特别强调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为首的院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行政组织作用；以教学为主，各项工作要保证教学，系的党总支发挥监督保证作用；教师要尽量减少兼职，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采用小班上课，备课中注重个人钻研和集体讨论相结合，以提高教学质量；压缩劳动、社会活动时数，改善生活条件，保证身体健康。
1962年暑假后，进一步深入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强调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发扬民主，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加强合作共事，提高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发挥各级行政组织作用，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等。
1963年12月教育部长杨秀峰率领调查组，来院调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等情况，为即将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作准备。调查组深入教研组和课堂、食堂、寝室，找师生员工谈心，并分别召开老、中、青教师、学生和干部座谈会20余次。调查组在向市委的通报中指出：师院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教学秩序稳定，重视加强“三基”；课外活动丰富活跃，关心师生员工健康，伙食办得好，并做到清洁卫生。希望学校加强科研规划，要落实到人，注意劳逸结合，课程不宜排得太紧，要关心学生干部。杨秀峰部长认为，师院在办好师范教育问题上，上下认识一致，能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培养目标明确，工作有计划性，工作方法细致。
通过“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的贯彻，经过调整计划，压缩规模，学校逐步稳定下来，师生积极性明显提高，教学质量稳步上升，科学研究得到发展，学校各项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一）稳定了教学秩序。院务委员会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初步形成严格按计划工作，按制度办事的良好风气。当时制订、修改和颁发的规章制度有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调课办法、学生成绩考核办法、请假审批办法、选修和免修办法、财务报销和审批办法、票证管理办法、仪器材料及家具管理办法等等，力求做到有章可循，照章办事。
（二）明确了以教学为主。要求全院师生员工做到“思想上教学第一，工作上教学第一，人力安排上教学第一”，把教学放在首要地位。学校领导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党委主要成员按分工下系蹲点，特别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对系、教研组的教学工作做具体指导，各系在教学上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帮助和解决。这一时期，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教学质量稳定上升。“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得到了切实加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院系对教育实习很重视，院长和系主任亲自去实习学校视导实习工作。
（三）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学院领导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工作。在政治上、业务上、工作上、生活上信任他们、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导作用，尽量帮助教师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并为教师的进修提高创造条件。为此，制定了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计划。发动青年教师制订个人进修计划，定期交流和考核，鼓励他们上教学第一线或下中学实践锻炼，并与中老年教师挂钩，订立“师徒合同”，因而涌现了一批坚持又红又专方向、基础好、提高快的青年骨干教师。1963年，确定和提升了一批讲师和副教授。这时，正副教授共45名，比过去增加了一倍。
（四）总结了办学经验。建校10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过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对学校工作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了总结，基本经验有4条，简称“4个两”：一是两个适应，即文教事业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与可能；高师教育要适应中等教育的现状与发展。二是两个掌握，即掌握教学中的各个环节；掌握学校工作中的规律。三是两个遵循，即遵循由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工作过程；遵循知识由基础到提高的顺序。四是两个调动，即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五）改进了党的领导。总结了整风反右和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党委注意充分发挥院长、院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对党外专家学者开诚布公，坦城相见，尊重、信任和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对非党的领导成员更是如此。以陈云涛同志为首的党委一班人，对非党老教育家廖世承院长在政治上信任，在工作中放手，在生活上关心，依靠他领导学校行政工作，长期亲密无间，真诚合作，这在当时上海高校中是少有的。为此，陈云涛、廖世承分别在全市高校会议和解放日报上介绍经验、发表谈话。
在贯彻《高校六十条》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其他各项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学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1965年在市科委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我校发展电子光学，作为全市电子光学研究中心（后因“文革”开始而停止）。于1965年正式出版的《辞海》（未定稿），我校有8个系科室调动了20名专职教师、89名兼职教师承担了10262条辞目的编写任务。一些系科室教师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并陆续出版。还有一些教师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有一批著作面世，如马茂元的《楚辞选》、《唐诗选》，许威汉的《古汉语概述》、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胡云翼的《唐宋词一百首》等。学校创办了函授教育，设立了函授办公室，招收了两届函授生。学校还招收了越南留学生来院学习汉语，并设立留学生办公室。1963年12月，国防部民兵检查团10余人来校检查民兵工作，给予好评。师院曾作为上海市民兵工作先进单位，派代表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这个时期，师院曾多次被市高教局评为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在安全检查中列为一类学校。在全市高校体育比赛中，多次获得田径团体总分第一名和女篮冠军、女排冠军。师院的大学生文工团有13个队，1000多名队员，是高校会演中的主力军。这几年中，除全国各省市上百所高校来院参观交流外，还先后接待过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印尼妇女协会代表团、新日本妇女协会代表团、阿联教育代表团、锡兰教师代表团、日本和平友好代表团、莫桑比克访华团等数十个友好代表团来院访问。
但是，“左”的偏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又连绵不断。1963年5月开始的“五反”运动（反铺张浪费、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实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的前奏和重要组成部分。从1963年底起，部分教师、干部和全体三四年级学生分期分批去上海郊县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上半年，师院开展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要求党员和干部自觉革命，自觉检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接着动员全体教职员工“洗手洗澡”、“放包狱”。
1966年上半年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观点和代表性人物集中开展揭发批判，学院里有些教师也被批判。阶级斗争又趋激化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学校里气氛都十分紧张。“文化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了。
应该说，从1961年至1965年的四五年中，通过“八字方针”和《高校六十条》的贯彻落实，学校教育工作是在稳步提高，不断前进的，是取得明显成绩的。但是由于受到“左”的干扰，前进是曲折的艰难的。
从1954年建校到1966年“文革”前，经历了12个年头，虽发展曲折，但成绩是基本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学校工作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一）办学方向明确，规模效益较高。上海师院是上海地方性高师，是为上海中等教育服务的。她根据国家计划和培养目标，造就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合格的中学师资，源源不断地充实到中学教师队伍里。12年共输送本专科毕业生12643人，上海师院已成为上海培养师资的重要基地，被领导部门称之为上海市培育和造就师资的“摇篮”和“工作母机”。
（二）培养的新师资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思想巩固。从教学计划制订到教学具体实施，从学校领导到各科教师都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及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因而学生们的专业知识比较扎实，组织教学能力、比较强。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热爱教师工作的专业思想教育，许多学生毕业后，坚守教育岗位，作出卓越成绩，被评为省市和全国先进，获得殊荣。因而，上海师院的毕业生受到中学和社会的欢迎。
（三）不少学科和教师水平高力量强。12年来，不少学科相继脱颖而出，不少教师学术研究令人注目，如外国文学翻译家朱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马茂元，现代汉语专家张斌，中国古代史专家程应，中国近代史专家魏建猷，光学专家沈德滋等。这些专家在全国学术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为大家所推崇。这些学科日益发展和提高，成为今日的重点学科和博士点、硕士点，他们的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还举行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带出了一批后起之秀。
（四）有较丰富的办师范教育的经验。办师范教育12年，经过摸索，积累了不少经验，特别是通过贯彻《高教六十条》，联系本校实际，回顾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干部和教师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办学过程中，注重科学态度，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师范教育规律，重视教师作用，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教育部领导所肯定。
上海师院虽然历史不久，但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已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然而，文化大革命来到了。
